中国劳工广岛大索培
黄冠杰
1944年，日本政府和企业强抓中国劳工约4万人战后日本统计数字，让他们
在日本从事矿山开采、港湾建设、修建发电厂和机场等最危险和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广岛，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强迫中国劳工360人修建安野发电站，因营养严
重不良和事故等，有29人死亡。劳工们有近20人被抓进广岛监狱，在那里受到了原
子弹的爆炸伤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54个年头了。然而，那场战争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痛
楚，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消减。
从1993年开始，安野中国劳工的幸存者吕学文等人开始与西松建设公司交涉，
要求其谢罪、赔偿，但西松建设公司却置之不理。谈判无望，遂于1998年1月诉诸法
律。1999年12月7日广岛地方法院第8次开庭。《齐鲁晚报》记者来到广岛，对这一
事件进行了实地采访。
无辜中国百姓成为日军“猎兔”
1942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中规定：“移入的华人劳务者的募集及斡旋，由建立
华北劳工协会的新民会及其当地机关承担。”
在此之前，1938年6月北平成立了新民会劳工协会，同年9月天津成立了新民劳
务协会，青岛成立了山东劳务福利局。同年10月济南成立了山东劳务公司等征集劳
工的机关。1939年2月青岛又成立了大陆华工公司。
1941年7月华北劳工协会的成立使上述各机关合并为一体，一年之后日本东条内
阁有关强抓中国人服苦役的决定便出台了。当时，占领山东省的日军第59师团司令
官藤田茂原陆军中将作了如下叙述：“1943年决定将俘虏充当劳工送往日本内
地，但由于八路军很快掌握了情报，很难抓住俘虏。于是，便在讨伐、突然袭击村
庄时，绑架一些和平的无辜农民，作为俘虏送往日本。从山东省作为劳工送往日本
的中国人，大部分是这样通过第59师团官兵的手绑架去的。”
这种“抓劳工”作战又名“猎兔”作战，像狩猎兔子一样，白天敲打着洗脸盆，
晚间手持火把，包围各个村落，将村中从15岁至40岁左右的男人一律都用绳子捆绑
起来。把绑架人员作为“战果”展开“战果竞赛”。
这样，被绑架者的年龄实际扩大到11岁至78岁，半数以上是结过婚有妻室的。
当年曾经从事过“抓劳工”活动的大木仲治原第59师团，就“驱赶”有妻
室的中国农民的情况提出如下的证词：“女人看到丈夫被连踢带打揪着让‘快走、
快走’的样子，跪在地上叩头大声哭喊着哀求‘太君，太君老百姓，老百姓’。
小孩也忘掉了刺刀的可怕，抱着父亲的腿不放。我骂道：‘这个畜牲，想让我放掉
他，没门’用沾满了泥的靴子照着女人的肩膀和脖子使劲踢下去，可是，那女人
还是一个劲地叩头，‘太君，太君’地哀求着。最后，好像看出哀求无望了，便爬
着回到家中。不久，两手捧着一个用破布片包着的煎饼，靠近那男人往腰里塞。我
们看到这个情景，骂道：‘这个娘们，真侮辱人，当着人的面前还要搂搂抱抱调情
哪’我从女人手中夺过来那个布包，说：‘这种像树叶的东西能吃吗’用力摔到
地上，一脚把它踢往一边。掺着杨树叶子的煎饼碎片撒了一地。那女人就像抱孩子
似的，爬在地上抱着那被踩碎了的煎饼，两眼流出的大泪珠，吧哒吧哒地落在煎饼
上面。”
华北劳工协会在北平、塘沽、石门、太原、济南和青岛分别设立了劳工训练所。
所谓的劳工训练所，实际上就是关押中国劳工的牢房。
西松安野强掳中国劳工的经过
1944年初，西松组向日本政府提出征用中国劳工300名的要求得到许可。西松组
劳务部主任三轮雅信亲自到中国征集劳工。在华北劳工协会的帮助下，从山东、河
北等地实际掳掠到360名据西松组战后提供给外务省的数字。1944年7月29日，
这些集中到了青岛的劳工，被押上日本“锦隆丸”号货轮，输往日本，其中3人在途
中死亡。8月5日船到达下关。6日被押送到安野分成4个中队分驻在坪野、津浪、香
草、土居4个收容所开凿隧道、修建水电站。
起诉西松建设
战后，日本政府对本国人的战争死亡者制定了详细的援助政策。而另一方面，
对强掳来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没有给予任何赔偿。对日本人，政府支付了抚恤金
支付一次、养老金每年支付，并收集骨灰修建墓碑等等。而对中国，日本政
府和企业一贯否认“非法掳掠”的事实，并销毁有关资料以回避责任。
当时的“日本建设工业会华鲜劳务对策委员会”的《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委
员会活动日记》中，曾有如下的记述：“接军需省命令，从1945年8月16日起将有关
战时中国人及朝鲜人的统计资料、指令及其他重要文件一律烧毁，当即组织科员加
以整理，除有关会议与经营管理的资料以外，即便是私人物品也毫不保存，在樱田
国民学校后院先后用了三天才烧完。”
日本政府一向否定绑架中国劳工来日，简而言之，日本政府的官方见解就是，
这些中国人不过是为了挣钱而赴日本做工的工人。当局者在消灭、隐藏证据的同时，
毫无顾忌地罗列虚伪的谎言，看不到一丝对侵略中国反省的影子。
1953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照下，日本人实现了从中国大陆返回故土的愿望。
为了答谢中国方面，日本民间团体组成了中国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从1953年到
1964年曾先后9次将骨灰送还中国，安放在天津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里。其中，安
野死难劳工的部分遗骨被找到，并于1958年被送到天津水上公园的烈士陵园里。但
此后便沉寂下来。
直到1989年，“花冈事件”被重新提起，引发了日本友人思考日本侵略战争问
题的热潮。在广岛的日本友人也成立了思考会，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
但调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在思考会的人放弃希望之际，1992年他们从一位旅日
华侨那里得到中国河北大学教师刘宝辰先生正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并进行了大量实
地调查，取得了很大进展。于是思考会的人将在安野被强迫劳动的中国劳工的名单
寄给刘宝辰，要求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刘宝辰老师在其家人和
学生的帮助下，进行了艰难的调查，逐渐掌握了180人左右幸存者及其遗属的情况。
1992年，日本友人在广岛成立了“与强迫押送之中国人原子弹受害交流促进会”，
并于同年5月，首次访问中国，见到了安野劳工的部分幸存者。此后，中日研究者共
同作战，经过十几次反复两国实地考察，逐渐查清了安野劳工被强掳的事实。
1993年8月，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吕学文和孟昭恩，时隔48年访问广岛，在西松建
设株式会社设在广岛的中国支店，向西松建设公司以前的西松组提出了如下三
项要求：
一公开道歉。
二 追悼死难者，让历史的事实教育并传于后人，设立殉难同胞纪念碑。
三对肉体及精神上的损害给予适当补偿。
对此，西松建设公司说什么“强抓劳工是国家的行为，从工作上、衣服上和食
品方面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企图以此来转嫁责任，回避现实。
其后虽经反复交涉，但西松建设公司的不诚实态度没有改变。
1997年5月，吕学文再次来到日本与西松建设交涉，西松建设公司扬言“根据日
中共同声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吕学文等认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无望，
遂决定提起诉讼。
根据吕学文等人的意向，在广岛立即组成了律师团，律师团于1997年10月访问
中国，对幸存者及遗属进行了访问。如果360人全部签名参与起诉，由于存在着手续
等其他诸多问题，所以决定由以下5人代表360人提起诉讼。
①吕学文78岁，济南市人
在广岛监狱遭受原子弹袭击，回国后一直偏头痛。
②宋继尧69岁，莱阳市人
在工地上推小车时发生翻车事故造成双目失明。
③邵义诚72岁，天津市人
当劳工时因病不能直立，回国后为了治疗，变卖了家产。
④遗属杨世斗57岁，青岛市人
其父杨熙恩在广岛因原子弹袭击去世。
⑤遗属曲训先62岁，青岛市人
现已查明其亡兄曲福先的死亡诊断书是西松组伪造的。
1998年1月16日，邵义诚等5人作为原告代表来到日本，向广岛地方法院起诉了
西松建设公司。
在提起诉讼的同时，日本友人成立了“支援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公司协会”，
协会代表是筱原收、宫崎安男、中谷悦子，事务局长川原洋子，事务局次长中土胜
雅，其中会员单位有27个，个人会员300余人，计有上千人参加这个协会，他们发誓
将与原告一起共同为追究西松建设公司的战争责任斗争到底。八次判决仍无结果
从递交起诉书到1999年12月，广岛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过8次，第8次是在1999年
12月7日。这次审理中，原告律师团曾向法院要求让当年安野事件的见证人，今年7
0岁的日本人栗栖薰出庭作证，接受询问。栗栖薰当年的家就住在广岛县加计町的香
草附近，其父亲栗栖一夫当年就是在香草劳工收容所当监工，所以他得以有机会大
量接触中国劳工，了解中国劳工的生活。但法院以“没有用日本人作证的先例”为
由拒绝了，这样，法庭的审理不得不再次延期举行。法庭下一次开庭的日期定在20
00年3月份。
摘自1999年12月24日《齐鲁晚报·今周末》黄冠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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